山水画的磅礴、仕女图的细腻、临摹画的逼真，通过一幅幅画卷，人们可以走进一个非凡的“大千”世界。

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，他的艺术天赋和成就曾被徐悲鸿先生赞誉为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。中国国家博物馆、四川博物院和荣宝斋联合主办的张大千艺术展1月16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。此次展览展出与张大千相关的艺术作品100余套，其中不仅包括张大千不同时期的代表作，还展出他收藏的珍贵古画，是张大千作品首次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集中展出。

立足传统 集古得新

作为近代知名画家，张大千既擅长模仿古画，也善于把传统绘画中的艺术表达方式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之中。这与他早年的学画经历和多年的名画收藏经验密不可分。

张大千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，早年从母、兄习画，后拜上海画坛曾熙、李瑞清为师，学习书画诗文。两位恩师尤爱石涛、八大的画，他们的爱好和收藏影响了张大千最初的绘画风格，也是张大千立足传统、“化之为我”、融会贯通的开端。

20世纪的上海兴起了一股“石涛热”，张大千的“仿石涛画”不仅能骗过外行，连“石涛专家”黄宾虹也曾误把张大千自创的“石涛画”当作真迹，可见张大千在学习前人作品时尽得其精髓、要义。

“他（张大千）的艺术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。首先，他坚守民族文化，对民族文化充满了自信和自觉，他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，找到了中国画向前发展的动力。其次，他站在全球艺术发展的高度，纵览东西，吸纳西方之长，开创了既具有现代意识，又有民族气派的泼墨艺术，为推动中国艺术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”四川文化厅副厅长王琼说。

张大千在国画上的成就和创新离不开前辈优秀画作的滋养，所以他的成就是在吸收传统的基础，加以创新的结果。在“大风堂收藏”的展览单元，可以欣赏到张大千收藏的重要古代绘画藏品，如陈洪绶《右军笼鹅图》、石涛《长安雪霁图》等。而在“集古得新”单元可以看到张大千创作的作品，如《龙泉寺检书图》，这些作品颇具古韵。

临敦煌壁画 得艺术真谛

1941年春末，张大千来到甘肃敦煌莫高窟。他率门人子侄，用两年时间对莫高窟壁画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临摹工作。两年不辞辛劳的临摹使得他对画中“吴带当风，曹衣出水”的风韵有了深刻领悟，并将其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。

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的女儿，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女士出席了艺术展开幕式。她回忆父亲与张大千在敦煌的交谈，说道：“张大千先生鼓励我父亲要在这里（敦煌）进行长期的研究和保护。先生走后，我父亲经常想起他的话，他说‘我走了，你要在这里作为永久的无期的徒刑，你走不开了，你要待在这里’，我父亲就拿这句话来鼓励自己。”

张大千在临摹敦煌壁画的过程中开始对壁画进行编号，同时，也开始了对壁画复原的初步探索。

“我父亲总结过敦煌壁画临摹的三种方法——客观临摹、整理临摹和复原临摹。张大千先生用的就是复原临摹。他有一种观念，就是现在看到的壁画上是黑的区域，实际上是氧化了，原来肯定是红的，所以，他的临摹作品大部分都是红的或绿的，这样的色调成了张大千先生特色的复原临摹。我也用张大千先生的方法去临摹过一些壁画，最后得到的画很鲜艳。后来，我们认为应该要对壁画色调进行分析，哪些是氧化了的。原来是大红的，我们要把它画成红的；有的是水红，又变了颜色。张大千先生的临摹成果和特色，后来成为临摹壁画很重要的参考。”常沙娜女士说，“现在，张大千先生的临摹品已经成了他的一个特色。离开敦煌以后，他又创作了许多新的作品，也按照敦煌的风格来改进他的人物绘画作品——勾线开脸，表现得特别精细。”

展览中包括张大千赴敦煌前后的诸多人物画作，观众可以通过对比感受到后期作品里的敦煌特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“临摹敦煌”单元可以看到有些敦煌壁画临摹本并未最终完成，如《临摹盛唐释迦图轴》。对这样的作品，常沙娜说：“今天我看展览，有的已经画得很完整，有的看来还没有来得及勾线，但是被保留下来了。我觉得这将成为国家的宝藏——可以从中看到20世纪那一代人的艰苦奋斗——不断的创造、临摹、学习、创作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。”

此外，展览中的“大千师友”单元梳理张大千画坛师友的艺术观点和书画作品，而“大千用印”单元较为全面地展现张大千所用印章的面貌。据悉，本次展览将持续到2018年3月4日。